三线建设时期共产党人初心的四个维度

    □代玲  代发君     

　　一、为国为民的忧患之心

　　忧患意识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、一个政党最深沉、最宝贵的财富。1921年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那一刻起，就自觉地以肩负起传承民族文化，拯救民族危机为己任，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责任。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，世界还处于“冷战”阶段，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复杂交织，初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一系列的危险和挑战。

　　20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在我国加快巩固国家政权，改善人民生活的紧要关头，周边的国际形势急剧恶化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各种外部危机给予了高度关注。1964年5月2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，毛泽东曾明确指出：“在原子弹时期，没有后方不行。‘三五’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，要搞一、二、三线的战略布局，加强三线建设，防备敌人的入侵”。他特别强调，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。此后，他反复强调：“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，就有战争的危险。我们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，一、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，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，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。”忧患之情溢于言表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毛泽东的这种忧患之心也感染了党内最广大的党员领导干部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为此殚精竭虑。他们或协助统筹三线建设布局，或亲临三线一线调查研究，或不顾年迈主持一方工作，始终将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，战斗在保家卫国的第一线。“无眠时代”“等待战争的日子”成为这一时期最形象的表达，“三线建设搞不好，我睡不着觉”成为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忧患之心的最好注释。

　　二、爱党爱国的忠诚之心

　　三线建设战略确立之后，组织大会战便成为当务之急，“到农村去、到边疆区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”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响亮的口号。由于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建设工期刻不容缓，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，无数共产党人放弃了安稳的生活，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，背井离乡，从东北、华北、华东等相对发达地区开赴西北、西南边陲，在荒山野岭中安营扎寨。在他们当中，有的离开了自己的父母，有的离开了自己的爱人，有的离开自己孩子，凭着对党和国家的忠诚，毅然决然地成为一个“三线人”。

　　面对一个个毫不熟悉的环境，各种困难可想而知，与东部地区相比，三线地区条件素来艰苦、物质匮乏、交通不畅，面对庞大的建设大军，吃穿住用行更是困难重重，吃的干咸菜，住的干打垒，生活用水紧张。“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，贵州下雨赛过冬”，恶劣的自然环境成为建设者们必须克服的难题，战天斗地、披星戴月、与狼为伍、与蛇为伴几成常态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却鲜有人在党和国家面前提要求、提困难，在他们看来，在党和国家面前“提困难是一种羞耻”。国家有难，作为共产党人，就应该义不容辞，义无反顾。三线建设过程中，前后有400多万人参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会战，正是因为他们坚定的信仰和无比的忠诚，才铸就了共和国强大的国防事业。

　　三、改善民生的为民之心

　　作为重大战略政策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开始便为三线建设确立了战略目标和价值导向。可以说，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，“备战备荒为人民，好人好马上三线”才得以概括和提出，三线建设才有了灵魂和归宿。其中，“备战”是出于国防，“备荒”是出于民生，但无论是“备战”还是“备荒”，其最终的出发点都是“人民”，因此，三线建设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本质属性。

　　建设初期，选址成为当务之急，数以千计的企业、工厂、学校、科研院所从一线迁往西部地区，与民争地在所难免。为了尽量不占用农田，保护和发展地方群众生产生活，共产党人积极探索出了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，总结出了“以农业为基础，以工业为主导”的经济建设方针。在攀钢的选址过程中，最初存在三个方案：一是乐山的九里，二是西昌的牛郎坝，三是攀枝花的弄弄坪，但具体选择何处却存在分歧。乐山的九里和西昌的牛郎坝尽管各具优势，但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不同程度占用农田，这与共产党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初衷是相违背的，因此，经过反复论证，钉子最后钉在了攀枝花。

　　在四川浦陵机械厂的建设过程中，建设者从四川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出发，提出了“三不四要”的建厂原则：即不占或尽量少占农民的良田好地；不拆或少拆民房，不迁或少迁居民；不搞高标准非生产建设，坚持延安精神，勤俭节约。“三不四要”建厂原则，收到了良好效果，发展了农业生产，受到了农民的广泛欢迎。

　　前后17年，共产党人始终将改善民生作为落实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时刻没有忘记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最初目标，通过共产党人的艰苦努力，西部地区不仅建立起了强大的国防工业，而且地区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工业城市拔地而起，交通面貌日新月异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提高。

　　四、舍身忘死的报国之心

　　舍身忘死、奋不顾身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基因，革命战争年代如此，三线建设时期同样如此。共产党人为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，他们将全部生命化为报国热情，用脊梁托起共和国的国防之基。在他们当中，有领导干部、有专家学者、有铁路工人，有“三线学兵”。轰轰烈烈的三线岁月，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，出现了一幕又一幕气壮山河的动人事迹，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创造了诸如开天辟地般的英雄神话，其中，尤以铁道兵战士牺牲最为巨大。由于西南地区地处山区，山高路险、地质条件脆弱，泥沙、管涌、断裂带大量并存，在打通每一寸路基的过程中，都要付出了血与生命的代价。

　　龙骨甸大桥是成昆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当年，在修建这座大桥的时候，铁道兵战士熊汉俊才二十一岁，正好青春年华，然而，不知疲倦的连续工作让他体力不支，昏昏欲睡。在他浇筑到第七号桥墩的时候，便脚下一个滑，身体前倾。当战友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混凝土迅速淹没。为了抢抓工期，指战员们含泪决定将熊汉俊烈士留在桥墩里，用他的脊梁撑起这座来之不易的“生命之桥”。战士徐文科在一次作业中，隧道内发生严重塌方，他不幸被碎石和支撑木紧紧压住，全身不能动弹。危急时刻，他对抢救自己的战友说：“别管我，快出去，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党和人民需要你们，不要为了救我而耽误。”说完，捡起一块石头砸向了自己的头颅，为祖国献出了年仅23岁的生命。

　　在三线建设的系列工程中，数以千计的铁道兵战士为了报效国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滋养着共和国的成长。也正是因为他们奋不顾身、舍身忘死，三线建设才得以让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望而却步，确保了国家安全。可以说毫不夸张地说，一部三线建设史就是一部奋斗史、牺牲史、奉献史，也是共产党人对初心的最真挚、最全面的一次诠释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中共攀枝花市委党校、三线建设干部学院）